拥有几乎所有国家资源的国民党集团，为什么在信息竞争中屡屡不及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都大大少于自己的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军委三局通过科学系统的运作，用大大弱于对手的“二手”设备织出了超越对手的一流网络。
1939年，《通信战士》创刊时，毛泽东为刊物题写了刊名。1940年1月1日，刊物创刊一周年时，毛泽东为其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发挥网络效能，人才是关键。抗战时期，军委三局采用前方后方分工协作的方式培训人才，不仅迅速解决了人手紧缺的问题，还为红色通信的持续发展积攒了后劲。
1937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出征时，军委三局就把绝大部分人员派往了前线。为解决总部及其他各条战线报务人员紧缺的燃眉之急，军委三局将通信培训学校从云阳镇迁至延安，扩大招生数量、缩短学制、提高教学效率，加快人才培养速度。仅1938年一年就招收了三期学员，前两期每期100多名学员，最后一期招收了220名学员。
在延安加大报务员培训力度的同时，军委三局考虑到深入敌后的根据地与延安越来越远，延安培训出的人员派往前线路途遥远、耗时长，有时几个月才能到达，而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根据地的环境趋于稳定，具备了就地培训报务员的能力，于是开始探索分层、分级培训报务员的办法。
分工培训的路子，是从“派兵山东”时因人手太紧逼出来的。1938年秋，毛泽东作出“派兵山东、经略山东”的战略部署，军委三局决定派报务骨干闻述尧随115师一部到山东开展通信工作。那时，三局原有的报务人员基本都派出去了，通信学校扩招的学员还没学成。王诤找闻述尧谈话，告诉他只能给他“两部电台三个人”。闻述尧觉得太少，王诤耐心地说：“现在抗战形势发展快，部队高度分散，到处要电台，给你两部电台三个人就不少了。这样吧，我再给你一本《实用无线电》，你自己到敌后去培养学员、扩大队伍吧。”
闻述尧到山东后，按照王诤的意见，因地制宜积极组织报务员培训，很快形成了面向前线的培训体系，不仅满足了当地的需求，解放战争时期还支援了三局总台一批报务员。
在三局的指导下，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新四军的苏南、苏中、苏北根据地都办起了报务员培训学校，就近培训了大批报务员。在长征路上学会报务的“红小鬼”秦华礼，从太行到太岳几乎走遍了晋冀鲁豫的各个根据地，电台到哪里就把报务培训班办到哪里，成了“培训专家”。
随着各大根据地对一般报务人员培训能力的形成，军委三局及时将延安通信学校的培训重点转向通信指挥和机务技术人员培训。1939年，延安通信学校停招了一年报务班，12月，第12期报务班毕业后，学校选出崔伦、绳吉伦等一批学员，组织了第一期机务培训班，从此，延安通信学校的工作逐步转向机务培训。1942年春，延安通信学校改名为中央军委电讯工程专科学校，课程从《代数》《电磁学》开始，一直学到《电话学》。王诤亲自兼校长，孟贵民任教务处长。
其间，从1941年3月起，延安通信学校还连续举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挑选有多年专业工作经验的骨干回延安“深造”。
为了配合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和远程支援各地培训，军委三局及时展开了书刊编辑出版工作。
1939年，王诤把具有中学学历、到延安后担任过学校墙报主编的韩古农、韩诗农兄弟一起调进三局本部，让他们参考两本英文原著《无线电物理》和《电话学》，编写供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使用的《电磁学》与《电话学》，还让他们买来油印机、钢板、蜡纸，筹办面向一线通信人员的普及刊物。
三局组织编写出版的《电磁学》后来在延安被评为自然科学奖甲等第一名。帮助各地通信技术人员更好地学习理论、技术和业务的普及刊物，后来定名为《通信战士》。
器材供应 引进创新
延安通信材料厂的技术人员在窑洞中自制通信器材，图中演示者为高兆庆。
在通信器材供应方面，军委三局采用了“组装、修配、研制”三步走的对策，不仅打破了蒋介石集团对延安通信器材的封锁，还为新中国的通信设备研发制造培养了一批宝贵的人才。
三下香港采购器件
早在1937年7月，国共协议签订后，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就未雨绸缪，赶到西安七贤庄1号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请李克农、童小鹏等帮助在蒋统区采购通信器材。
同年10月，三局派负责器材供应的二科科长申光到武汉，通过中华无线电社和各界爱国人士采购到一批无线电成套器件、手摇发电机，一部分就地组装装备新四军，一部分由长江局帮助运回延安。
1938年2月，武汉沦陷后，军委三局又派申光去香港，在香港“八办”廖承志主任的协助下，通过香港中原电气公司、中华无线电社和一家美国公司驻香港代表处，采购到能装配80~100部小型电台的全套器材、40多部手摇发电机和一批电池，由长江局协助，途经武汉、西安运回延安，组装后供应各条战线。
1940年后，申光又多次到香港购买器材。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抬头，器材运送受阻。1940年5月，朱德路过西安回延安，得知通信器材过关遇阻，当即下令：“把器材装到大卡车上，我也坐大卡车回延安。”北上途中，国民党军哨卡一次次拦住卡车，看到车上坐的是军阶比他们高好几级的朱总司令，无可奈何只好放行。抗战期间，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延安前，都主动询问通信器材运输情况，利用自己行动之便，设法把器材带回延安。
自力更生研制设备
国民党出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进一步封锁陕甘宁边区，不仅对粮食、布匹、棉花实施禁运，连1.5伏的电池也不准运进边区。
为了打破封锁，1938年5月，军委三局决定在延安自力更生建厂生产。6月，延安通信材料厂在盐店子正式建立，厂长是在苏联学习过无线电通信工程的段子俊。
虽然延安通信材料厂全厂不到30人，只有制造和装配两个“车间”，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机各一台，没有精密的加工设备，但是，就凭这样简陋的条件，他们开始为部队生产制造和装配小型电台。缺少技术资料，他们就通过试验不断摸索，没有原材料，就找代用品。经过艰苦努力，延安通信材料厂不但相继制造出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电键等多种元器件，还研制出了波段开关。
1942年春，前线部队缴获了一台日军新式小型手摇发电机，三局决定仿制。在延安通信材料厂担任过钳工股长、生产管理员、工会主席的高兆庆，用钢轨制成冲模，攻克了手摇发电机矽钢片的制造难关，成功仿制了日式小型手摇发电机。他因此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甲等劳动英雄，并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嘉奖。
1941年，延安通信材料厂还成立了试验室，专门从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开发，引进了孙俊人等一批高层次的通信技术人才。
到抗日战争中后期，延安通信材料厂和各根据地的通信工厂已能制造、装配1000瓦以下多种功率的多级发信机，三灯、四灯和质量较好的超外差式收信机，50门以下多种规格的磁石电话交换机，同时还改装了广播发射机，试制了小型报话机。到抗战胜利前夕，红色通信电台总数达到了700部，比抗战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
为了表彰延安通信材料厂的功绩，1940年7月7日，毛泽东专门为延安通信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延安通信材料厂还培育了一大批通信技术的科研力量，解放后他们成为我国军工电子、航空航天、两弹一星等领域的科技专家和管理骨干。
八台八网 系统运作
延安时期，军委三局积极发挥网络中心的作用，大胆探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八台八网、集中收发的系统化运作机制，硬是用“二手”的设备打造出了一流网络。
分门别类科学组网
随着电台数量的快速增长，军委三局及时展开了网络和业务组织的优化工作。
1938年年初，三局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留守兵团司令部、情报部及新华社等为中心，组成六个无线电网。在各军区系统司令部成立了通信科、股和无线电中队、区队及分队。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根据地和部队逐渐壮大，八路军、新四军总人数达到50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联络对象几乎遍布全国。至此，军委三局直属电台增加到10部，联络对象达80个。
为了有序管理，军委三局按照联络对象、工作性质和特点，分别组成了中共中央联络网、中央军委联络网、情报联络网、新华社联络网、军委战报联络网、保安部队联络网、留守兵团联络网、边区商业情报网八个结构不同的无线电通信网。
建立总台来去分设
由于各根据地电台分布广、流动大，分散在敌伪城市的地下电台发信机功率较小、天线简单隐蔽、效能不高，保持与延安之间远距离的联络非常困难。同时，延安没有公共电网，分散布点很难提供稳定的电源。
为化解这些矛盾，军委三局首先确定了后方照顾前方、固定照顾移动的原则，合并同类项，把八网中流向和安全级别相近的电台分别组成集中台，统一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为了解决收发报相互干扰的问题，在集中台建设时，实行收发分设，分别选配大功率发射机和灵敏度高的接收机提高收发效率。通过后方台24小时不间断守候和设立定向天线等方法，方便前线电台和地下电台的联络。
1941年12月，经过近5个月的试验，三局先后将第二、四、五、七、八电台分队合并为固定集中台，收信报房设在离中央较近的裴庄，发报机集中到距指挥机关远一点的盐店子。收发信台之间拉开 10至20公里的距离，同时用有线连接，进行勤务通话。
1943年春，根据第一个集中台的经验，三局又将第三、九电台分队合并，组建负责战报、广播等公开信息收发的第二集中台。
设置固定总台，大大提高了收发信机的效率。抗战后期，这一做法在各大战略区推广，全面提升了无线电网络的运作水平。
健全制度规范操作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等作战部队的指挥主要通过无线电实施，因而，对无线电工作规程、制度建设十分重视。
1938年1月16日，在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之际，毛泽东就签发了《通信工作训令》，对无线电通信的保密措施、电稿拟定的方法、联络系统的划分、通信器材的爱护与节省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于1939年8月21日发出《关于通信联络工作的决定》，要求减少电台数量，提高质量。1942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整顿电讯机要工作机密的指示》，规定电讯机要工作的方针是：“实行精简原则与严密制度，实行党军情各方面电台与机要工作一元化统一管理，严格掌握。”并规定严格整顿机密系统的电台，将党、军机要电台统一于军队中，彻底与公开系统分离。
这些措施的落实，有力促进了整个无线电通信网络有条不紊、流畅可靠地运转和资源效能最大化。用“二手”的、“山寨”的设备，建成了“一流”的网络。
红色档案
闻述尧（1906-1985），河北永清人。1931年宁都起义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五军团、江西军区、中革军委无线电分队、军委无线电纵队、红军总部司令部二局报务员、队长，三局无线电分队长，山东局无线电中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山东军区通信科科长，华东军区通信联络局、第三野战军通信联络局副局长兼山东通信处处长，山东电信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兼山东邮电管理局局长。1954年8月，任东北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兼辽宁邮电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
孟贵民(1904-1994)，辽宁辽阳人。1928年毕业于沈阳东北无线电专门学校。曾任绥远电报局工程师。投奔延安后，先在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通信学校教员，延安军委通信工程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为解放区培养了一大批通信人才。东北解放后，任东北邮电总局副局长。邮电部成立后，历任邮电部市内电话总局局长、设计局局长。1957年至1981年先后任北京邮电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院长。
秦华礼（1913-2020），曾用名郑情怀，四川通江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9月到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1936年8月起，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部无线电台报务员、副台长，八路军129师师部电台台长。1941年2月起，先后到多个纵队任通信科长和电台中队长。1947年8月起，先后任晋冀鲁豫通信学校政委，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中革军委工程学校第四大队大队长。1950年7月起，先后任川东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四川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兼成都邮电局局长、党委书记，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党组书记。1955年2月，在北京邮电干部专科班学习并兼任党总支书记，后任北京邮电学院党委第二书记。1958年10月，任南京邮电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申光(1908-2003)，河北巨鹿人。曾在东北军中从事无线电工作，1935年10月参加红军。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15军团通信教员、中央军委电台报务主任、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材料处主任。1937年后到南方局负责三局器材采购。1946年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第三组组长、中央军委三局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器材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邮电部办公厅主任、计划司司长、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段子俊（1913-2006），河南济源人。1932年由河南省委推荐到上海党中央任地下交通员。1936年入党。1937年7月前往莫斯科学习，后转入共产国际交通无线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军委三局科长兼通信材料厂厂长。后担任中央社会部国际电台负责人、地区工作委员会部长、东北通信联络分局局长兼民主联军三处处长、东北军区驻大连通信特派员兼远东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邮电总局党组书记兼常务副局长，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局长，三机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
孙俊人（1915-2001），江苏松江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6月赴延安任三局通信学校教员并入党。后任通信材料厂厂长、中央三局技术研究室主任，参加接管北京电信工作，任军委电信总局技术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电信总局副局长兼电信科学技术科研所所长，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通信兵部副主任兼技术部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第十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电子工业部科技委主任。
高兆庆（1921-2017），江苏宝应人。1939年1月参加革命。1942年1月入党。历任延安通信器材厂科员、股长、技术管理员、工会主席。1946年12月起，历任晋绥军区三科通信器材厂厂长，兵工部第一厂厂长。1949年6月起，任西北军区通讯器材厂厂长。1949年10月，任北京电信二厂、北京邮电器材厂（原506厂）厂长。1953年11月，任738厂筹备处副主任、总工、代厂长。1970年3月到四机部五七干校学习，后历任贵州4202厂副组长、都匀 083基地副主任。1979年1月，任邮电部工业局副局长。